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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隔十二年，一九三七年春天，黄永玉又来到了出生地——常德，准备经这里再去长沙。
上次离开常德时，他还只是一个几个月大的婴儿。他在母亲的怀抱里乘船溯水而上，前往凤凰，经历了一生中的第一次惊险。如今，他又一次走在常德城的街巷中，不同的是，与他同行的不是父母，而是一位乡亲。
故乡凤凰在他身后，母亲在他身后，几个弟弟在他身后。年过十二岁的他，漂泊江湖的生活，由此开始。
让一个孩子过早地离开故乡，是黄家一个不得已的选择。
在一九三四年之前，由于交通不便，湘西一带，在素有“湘西王”之称、当地人又亲切地称作“老师长”的陈渠珍的统治下，多年基本处在相对独立、偏安一隅的状态。随着红军长征穿越湘黔，国民党中央军开始进驻这里，人们的生活状态由此改变。在这一大背景下，黄氏父母的景况日趋衰微。他们经济拮据，加之儿女增多，再也难有以往的悠闲了。
黄永玉曾这样描述过儿时所见父母生活的悠闲：
那时候父亲和母亲都在学校里做校长，平常日子找两三位知交朋友在家里设备考究的客厅里清谈掌故，还会炒得一手“辣子鸡”，“辣子牛肚尖”。下雪天气，全家团圆桌吃“火锅”，吃“冻豆腐牛脑髓”。父亲书桌子上经常摆有一碟“寸金糖”或“松子糖”，夏天大月亮晚上，铺一张冰凉竹席在石板纳凉，买十五斤重大红西瓜来，当中一切两半，放冰糖，用调羹舀来吃……
我母亲是另外一个人，对我父亲这样做法，觉得他每天优优雅雅地不过正经日子，按风琴、走起路来哼着曲调、打着拍子，有没有个“将来”颇不以为然，但她也没积极的办法对付，我祖父在的时候，每年从芷江回来，她就向他告状，父亲怕祖父，当时不敢有所表示，祖父一走老脾气又来了，仍然得一天算一天。
（《火里凤凰》）
好景不再。在京城为熊希龄做事的祖父去世后，黄家失去了接济来源。父亲自己的学校无法与文昌阁小学这种县立小学的规模相比，微薄收入自然也就无法支撑已有四个孩子的大家庭。一个小知识分子，尽管上过师范学校，倾心过艺术，且不屑于与军队为伍，如今却很难再按照以往的生活方式生存了。
无奈之下，父亲黄玉书决定另觅生计。大约在一九三六年夏天，就在送给黄永玉那本漫画入门之类的书作为儿童节礼物后不久，父亲离开凤凰，前往长沙。他找到小学同学、时任国民党一二八师师长的顾家齐，后者为他在一二八师驻长沙办事处安排了一个中尉衔的闲差。于是，留在凤凰的一家人生活，就靠他的并不高的薪水接济。黄永玉回忆说，在父亲走后，他常常带着弟弟到邮局期盼着父亲的汇款。
时光消磨，景况衰微，母亲性情也就随之改变了。那个与黄玉书浪漫相爱的姑娘，那个在大革命高潮中振臂高呼呼风唤雨的豪爽女子，如今，平凡得如任何一位普通的家庭妇女。她与丈夫为生活琐事争吵，她为养活一群孩子而奔波，有时不得不求助于娘家的资助，让黄永玉跑到离凤凰城几十里外的得胜营乡下，拿回一些吃的，或着索性让孩子在那里住上一个暑假。
母亲一直在生活磨砺中变化着。再过十几年，到了一九五○年，她便成了黄永玉笔下所描绘的这种形象：
十四年后，我的母亲老了，她过去的那一套生活风格已完全化为乌有了，我站在她的面前，会觉得自己才是她过去的影子。她的现在，是我所熟悉的诃勒惠支笔下的坚强的母亲样式，受过苦难洗礼的人，眼也瞎了一双，皱纹满脸，她不再用过去那种礼貌和高贵出身的举止来使对方敬仰了，她不再是“校长”了，但路人仍称呼她做“校长”；她出来买菜时，和卖菜的人因讨价还价而吵起嘴来，几乎是，她不再慈善，她好像明白这两个字的意义还要更深更广；更奇怪的，是她居然在来回一百里路程的外婆家里和墟场上跑来跑去赶场，这一切令我十分惊奇，我几乎失去了她过去的面貌……
（《火里凤凰》）
在一九三七年的春天，母亲既未与父亲商量、也来不及通知父亲，就请一位乡亲带上十二岁的黄永玉到长沙去，让父亲能安排他在长沙考中学。
离开凤凰到底是哪一天，已难以确定。启程的那天早上，黄永玉向七十多岁的祖母磕头告别。祖母对他说，要等他回来才肯死。祖母没有等到那一天。当黄永玉一九五○年重返故里时，祖母已辞世三年。
第一次远行到长沙，一共走了四天。当年凤凰不通汽车，黄永玉先乘轿子坐到乾州镇，在那里转乘汽车。经辰州，过常德，再到长沙。他第一次看到汽车。汽车恰如一个点，很快就到了跟前，而人又从下面走开；第一次吃到苹果……凤凰外面的一切，满眼都是新奇。一双从凤凰走来的漂泊的脚，就这样走进了山外广阔的世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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